前不久，我接到老翁的电话。他在那头兴冲冲地说：“陈检察官，跟您报个喜！我又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新厂子做装配技术工，合同签好了，下周一就上班！”闻言，我的嘴角不由得翘起，脑海里也浮现出几个月前第一次见到老翁时的情景。

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”

今年2月5日，我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来了几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，领头的就是老翁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，脸色蜡黄，眼里全是血丝。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活干完了大半年，工资一分没拿到，孩子年后的学费都没着落……”老翁的声音有些发颤，手指不自觉地搓着衣角。

当天，正好是我接访。我把他们请进办公室，倒了几杯水，让他们慢慢说。

原来，2025年3月，阳新县某公司与嘉鱼县某机械加工厂签了劳务承包合同，加工厂随后雇请老翁等22名农民工进场干活。从春天干到秋天，9月项目完工，大家等着拿钱回家，不料阳新县某公司根本没把工程款付给加工厂，加工厂也就没钱给工人们发工资。

“我们找了厂里好多次，他们只会推脱说‘上面没给钱，我们也没办法’。我们又去找公司，人家说跟他们没有关系，让我们找加工厂……”老翁越说越激动，声音也大了起来，“这推来推去的，我们老百姓哪搞得清楚？我连起诉状都不会写……”

没跟农民工签劳动合同，发包方拒绝直接付工资

送走他们后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22名农民工，背后是22个家庭的生计。我当天就向领导作了汇报，院里决定开通维权绿色通道，全力支持起诉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同事连轴转，调取劳务承包合同、考勤记录、工资结算单，找到加工厂和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核实情况。事实很快查清：阳新县某公司确实还欠着加工厂25万余元，加工厂也因此没钱发工资。

欠薪的源头，就在发包方那里。搞清楚这一点，我心里有了底，赶紧联系阳新县某公司负责人，约好上门沟通。但是，公司负责人态度很坚决：“我们没跟农民工签劳动合同，他们要告也是告加工厂，凭什么让我们直接付工资？”

按照法律规定的“合同相对性”原则，工人的确只能向加工厂要钱，而加工厂已经没钱了。怎么办？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，如果检察机关简单发一份支持起诉意见书，让他们去打官司，且不说时间拖不起，就算赢了，执行也是个难题。而且，公司账户若被冻结，还可能激化矛盾，工人拿到钱的时间更难保证。

既保证工资到手，也给企业留出资金周转空间

必须找到一个既能解决问题、又不至于把事情闹僵的办法。为此，我重新翻开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该条例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明确了“欠薪源头先行垫付”的立法精神。本案中，上游公司拖欠加工费，完全可以参照适用垫付规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叫上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找公司负责人谈。没想到，我们前后上门了三次，对方才有所改变。

第一次，对方依然很抵触。第二次，我开始打“情理牌”：你们企业做这么大，口碑很重要，真要闹到法院、上了新闻，以后谁还敢跟你们合作？农民工的工资是他们的生存底线，这笔钱拖不起。第三次，对方松了口：“我们不是不想给，是资金周转确实紧张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……”

针对公司提出的实际困难，我当即提出：不要求一笔付清，分批付也可以，但要直接打到工人的个人卡上，这样既保证工资到手也给企业留出资金周转的空间。

经过几轮磋商，终于敲定了付款协议：公司分三次，直接向22名农民工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25万余元。2月15日，最后一笔工资到账。老翁后来告诉我，那一天，他盯着手机银行看了好几遍，生怕是自己眼花。

电话那头，老翁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说他对新厂子的工作很期待，如果干得好还有奖金拿。我问他其他工友怎么样，他说有的去了外地工地，有的在镇上工厂稳定下来了，大家都很好……

挂了电话，我在办案日志上补了一行字：2月5日受理，2月15日欠薪全部到账。截至7月底，22人中已有19人重新就业。

落笔后，我的脑海里依旧回荡着老翁爽朗的笑声。我想，25万余元分到22个家庭，每个家庭讨回的欠薪并不多，但维权成功让他们不仅有血汗钱“落袋”的获得感，更有重新上路的勇气和力量、对司法的信任与守护。这也正是我们用心办好每一起民生小案的价值所在。